洪建平|中国足球传播的文化阐释
2017-11-11 13:20:19 作者：忽必烈阅读数: 我要发言(0) 收藏本文

足球在所有运动项目中无疑享有特殊地位，从社会影响力看更是被公认为“世界第一运动”，一个例证是在奥运会诸项目中，足球世界杯的水平明显高于奥运会。在起源于英国的现代足球全球化过程中，其在中国的传播之路显得格外艰难。

劲爆体育北京足球频道：足球在所有运动项目中无疑享有特殊地位，从社会影响力看更是被公认为“世界第一运动”，一个例证是在奥运会诸项目中，足球世界杯的水平明显高于奥运会。在起源于英国的现代足球全球化过程中，其在中国的传播之路显得格外艰难。上海体育学院路云亭教授新近出版的专著《文明的冲突：足球在中国的传播》打通古今中西、全方位梳理足球的历史演变，立足文明冲突的视角，以前所未有的深度阐释足球和中国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探讨中国足球改革的困境和出路及其深远的社会意义。堪称是近年来国内体育学术界少见的颇具原创性的体育人文社会学佳作。本文概述该书核心内容，并从思想性、方法论和文体风格等三个层面探讨其学理价值。

内容概述

《文明的冲突：足球在中国的传播》全书分为五章。

第一部分从文化学的视野探讨了足球的起源。2005年国际足联成立百年庆典上，时任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公开宣布，世界足球起源于中国淄博。从发生学的角度，作为中国古代以脚触球的典型游戏形态，战国时期流行于齐鲁大地的蹴鞠早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但从形态上看，传统蹴鞠更接近于一种仪式舞蹈，沿汉唐传承至宋代以后，更像一种纯表演性的杂耍风俗类游戏，而非讲对抗性的竞技体育。作者还检视了以脚触球游戏在世界各国的原初形态，并从野蛮游戏的规则化改造切入（不禁让人想起已故体育学者李力研的专著《野蛮的文明——体育的哲学宣言》），论证了现代足球的英国起源说占据统治地位的合理性。至于中国人发明的蹴鞠为何没有演化为现代足球，作者认为首要原因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对身体的约束性，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已经规定了人行为不允许有过度的竞争性。沿着表演性论述的逻辑，作者用镜像足球的概念阐释了媒介化体育时代中国足坛看客大于踢客现象的文化根源。

第二部分梳理了中国足球的技术风格演变。毫无疑问，现代足球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是英国工业革命和全球贸易扩张带来的巨大效应的延伸性结果，而与其他西方体育项目项目（即便是相对于篮球）相比，足球在中国的落地生根明显遭遇到水土不服的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学习足球强国的做法极不稳定，先是德国然后是英国，都不灵之后又转向欧洲拉丁派西班牙法国，什么时髦追什么，就是始终无法定型。放眼亚洲，韩国、日本、伊朗、伊拉克、卡特尔等即便还不够成熟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作者认为一国足球风格的形成不只是技战术层面，应该结合本国的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方能寻找到适合自己的最佳打法。在考察中国历史传统中的尚武精神的退化史以及中国人国民性中的儒道互补阴柔本色之后，不难发现为何南美风格的艺术足球跟中国人更容易产生精神共鸣的。作者还以新世纪足球风格的典范西甲巴萨为例，论证其球风的形成与城市文化气质的内在关联。

第三部分探讨了中国人的足球观。作者首先正面分析了中国语境下政治人物与足球发展的互动，认为足球改革有着超体育的社会、风俗和文化改良的意义和价值。作者解释了与现代足球文化相伴而生的球场暴力和赌球现象，指出其与足球本身“恶”的精神内涵的相容性；接着从足球偶像切入，提出青少年足球发展与足球偶像崇拜的关联。但这些西方足球文化的元素在中国语境的改造遭遇种种“错位”，极端的变现就是假球黑哨案。另一个有趣的案例是，作者打破常规从游戏和竞技的角度重新解读《水浒传》中高俅的形象，从儒家文化对游戏精神的排斥观照当代足球人遇到的信仰性歧视，认为在中国式的道德至上铁律下很难出现西方意义上的足球明星偶像。改变中国人评球看球不踢球的异化状态，还需要改变官本位的行政足球，需要摈弃急功近利的国家队成绩导向，回到足球运动的终极本质：身体游戏。而要让人们参与、喜欢上足球，首先要落实大众足球基础设施。

第四部分解读中国的足球改革。作者首先将假球黑哨案视为新一轮改革启动的标志性问题，认为其集中显示了中国足球乃至中国社会进入现代遭遇的几乎所有文化难题。假球黑哨非中国独有，意甲电话门行犹不远，此种恶性事件对足球整体性的伤害从意甲由“小世界”堕落至欧洲二流联赛可见一斑。但从另一方面看，中国社会的腐败并非足球最烈，民众的愤怒很大程度上跟媒体的扩张性宣传有关，这种媒体的大肆宣扬也导致了与中国足球的竞争力不对称的世界杯在中国的超高影响力。从保守主义的立场出发，作者认为大国改革的做派是稳定而连贯，极端时期正好是改革的契机，从文化上，作者主张足球改革应该从儒学复活、本土化文化回归的社会思潮演变中汲取精神养料，在这个意义上作者呼唤“身土不二”的中国本土化足球文化。在作者笔下，中国足球改革困境的深层原因根植于中国传统社会儒-法-道之间的文化张力，儒家文化主张性善论，道家更是主张不与人争，很难兼容现代足球应有的法制精神和荷尔蒙主义，从法家角度，类似足球这样的大型体育赛事又可以成为提升和重构国家和民族凝聚力的主要元素。梳理中国近代百年的足球文化发展，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足球实践证明中国人并非不能踢好足球，现代足球是城市文化的代表，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尤易推广，五六十年的东欧足球传统也是中国足球应当珍视的一笔重要文化遗产。

第五部分超越体育看中国足球。中国近代以来的战败史累积而成的国民集体焦虑症尚未完全治愈，造就国家主义语境的体制足球，以及将足球看成是一种胜利仪式的足球观众。这里有普世性的一面，正如世界各国大都有标志性体育建筑，因场馆本身就兼具体育运动的世俗功用和宗教或教化功能，需要引起重视的另一面是行政化的足球也很容易蜕化成草根足球的对立体。作者在肯定恒大现象以资本、企业、私人力量为符号开创了中国足球脱离计划体制的新时代，及其所体现的中国新时期企业家冒险品格所揭示出的更高层面的足球文化原始本性的同时，同样提出需要警惕资本逻辑下的俱乐部效应与国家队之间的冲突，足球土豪足球对草根足球的打压，及其可能造成中国足球观众的分裂。作者最后回到百年中国的国民性改造主题，认为足球改革背景下的足球进校园活动或可真正撬动中国校园文化的基本格局乃至动摇当前的教育体系，如是则有望重塑中国人自先秦汉唐以来久违的武士人格。

学理价值

路云亭出身于山西长治的旧式梨园家庭，有过习武经历。本科学的是中文，研究生阶段主攻戏剧艺术学。路云亭的研究兴趣驳杂，戏剧之外又旁涉泛娱乐传播、书法等，近期的研究重点则是竞技体育。多学科的交叉使得路云亭的研究风格迥异于国内流行的体育学术研究。以《文明的冲突：足球在中国的传播》为例，在笔者看来，该书无论在思想性、方法论还是文体风格上都有非常值得探讨的学理价值。

思想性

李泽厚曾概括上世纪九十年代大陆学术时尚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众所周知，他本人正是凭借在哲学、美学（含文艺学）、中国思想史等学科的厚积薄发深刻影响八十年代中国社会的社会思想进程。路云亭的体育研究恰恰旗帜鲜明的重拾学术的思想性，在社会-文化的视野和哲学的高度解读体育，这使得他的研究高屋建瓴新意迭出。从学术网络的思想谱系上看，路云亭和已故体育学者李力研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同在山西大学求学并结下深厚感情，两人在体育学术研究上多有交集。而李力研在他的代表性著作《野蛮的文明：体育的哲学宣言》后记中明确提到李泽厚对他体育思想的直接影响，也正是在这篇后记中，李力研提到，“自从有了这些哲学和史学的‘癖好’之后，我更是深感在体育院校里时的各种课程实在是太有些落后，基本上都是没有‘思想’的东西。一个人接受几年这种‘无思想’的教育，我觉得比下地狱还要痛苦。可惜至今还多人尚不自觉，还在那里传播和接受这这种白开水式的东西”。令人扼腕的是，李力研的这段话放在二十年后的今天依然不过时。从这个意义上说，路云亭接过了李力研的学术大旗，和卢元镇、赵瑜等隐约形成一个体育思想传播的“山西学派”。

如果说体育学的“山西学派”有其独特的学术风格的话，那么“跳出体育看体育”可能算是最显著的特征。用秦晖的话说，中国自古以来的学风就有两个倾向：一种是空疏之学，一种是饾饤之学；一个只讲微言大义，一个只讲章句名物。这两种倾向在中国学术传统中是轮流称大的。九十年代学问专门化的弊端就是只看到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朱苏力曾对国内法律职业的教育和研究有过相当中肯的提醒，“法律人必须要培养先天下之忧的心怀，一定要站在中国人民的利益这边，哪怕被骂。必须将自己的政治忠诚放在国家、民族、人民身上，而不是瞄在一个利益群体上。由于立法的复杂性，法律人的知识面要适度扩展”，这段话恐怕不仅仅适用于法学。不了解这点就很难理解路云亭书中一些看似自相矛盾之处，一方面，路云亭毫不讳言，“对我而言，足球可能已经成为一种终身的陪伴物，它极有可能是我个人信仰之所在”，另一方面，“并不提倡在中国过度地提倡足球运动，因为足球是西方文化，盲目地引进一种中国未必需要的文化品种，搞不好会损害中国人千百年来最为自然的心理秩序，其副作用不小”，“中国除却足球以外还有很多美好动人的东西。中国的文化积累极为丰厚，蹴鞠、国画、书法、昆曲，洋洋都可以压倒足球。如果中国人也将足球玩弄到世界超一流水准或获得世界冠军，我感到多少有点对不起这个世界”。这种批判与建设的辩证法在以好体育著称的国内社会学家郑也夫那里也得到验证，“对足球的赞歌唱过了十余年，如今知识分子的本色——怀疑一切的精神陡然升起，开始挑剔足球”，而其出发点不过是怒其不争，希望国际足联主动改革。

方法论

路云亭体育学术研究的另一个贡献在于体育学方法论的更新层面。在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中，实证主义的统治地位由来已久。但还有另外一种研究范式跟它相对立，即人文主义的或解释性的研究范式。前者应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类行为，而解释性范式的方法则捕捉人类行为的社会建构和情景化的本质。体育文化学者程志理认为，体育学三十多年的学术演进始终无法建立学科体系，原因有几条，一是无自己的方法论体系；二是没有从人的行为特征去研究运动状态；三是科学还原论思维方式决定的非整体性理念；四是体育学作为人类学意义的学科特征被降格为生物学甚至是物理化学层次。从哲学层面看，科学实证的还原论思想，曾经给人类文明带来极大的福祉，今日我们依旧享用着，但是科学还原论的思维局限，我们必须面对。当我们用人文学的眼光来综观体育的过去和未来，就会发现如果用静态局部的眼光来看到动态扩展的体育，难免陷入生物学的低层次，把体育看成教学规则的汇集，或看成一堆按疾索药的运动处方，这些都是体育人文精神难以接受的。身体力行体育人类学田野考察的胡小明先生就曾犀利的发问：我们能对少数满身伤病最需要休息的选手仍在赛场上疲于奔命而多数最需要锻炼的观众在看台上津津乐道的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吗？

在路云亭的体育学术研究中，就不断可以看到其有意识的借鉴人类学研究中的阐释性传统。如在《文明的冲突：足球在中国的传播》中论述巴萨球风时大篇幅论证其与巴萨城市建筑风格的关联，以及另一篇研究中用戏曲学中的生、旦、净、丑角色分工来解读电视体育主播风格。这种“转注式”的研究和写作方法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已故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创始人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的神话学研究。列维-斯特劳斯方法论的假设是，人类从存在那一天起就从来没有进步，仅仅是不断拿新的对象来比照自己罢了。在他的四卷本《神话学》中的第一卷《生食和熟食》中列维-斯特劳斯按照一部乐曲的布局安排各个章节：“主题与变奏”、“咏叹调”、“赋格曲”、“大合唱”，等等。在他看来，音乐和神话是相通的，借助音乐的逻辑来阐释神话的内在逻辑，没毛病。对于这种学术风格，李慎之先生也曾有精辟的评论，“我一向以为所有的学问都是可以相互转注的，学问的价值或者如有些人所说的‘真理性’正是存在于这种相互转注、相互发明之中。”

文体风格

路云亭著述的学术文章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他对文字质量的追求（当然这也许跟他的专业有关），有时候这种近乎偏执的追求甚至让人觉得他只是在借体育的酒杯、浇文学的块垒，与其说他在研究体育，不如说他在通过精致的文字华丽的辞藻，品味体育的美学。这种境界固然是国内很多体育人文社会学者很难企及的，更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提出一个学术研究应有怎样的文体与文字的问题。

不知从何时开始，国内学术界似乎认定了一种共同的学术文体，以为学术表达，就一定得是这种语体和格式。加之对所谓“学术规范”愈来愈严厉的强调，我们看到了一道枯燥无味的风景：所谓的社会科学界的硕博论文和学术论文，不断在用同样的语体、同样的格式在表达同样的观念。对个性化表达的无休止地打压，使大量的学术论文成为学术公文。格式化的培养机制以及有关学术机构对学术著作的若干明文规定，最终使学术著作成了无性别、无调性、无具体写作人的公共文体。北京大学曹文轩教授就犀利的指出，“我们视而不见那些被我们研究、被我们奉若神明的经典思想家们，其学术表达却并非都是“规范化”的。福柯、海德格尔，还有改造与借用日常语言而将其转变为哲学语言的维特根斯坦，莫不如此，而沉醉于酒神精神的尼采则更不必说”。事实上，古往今来，出色著述多有独到的文体与文笔：先秦诸子、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费孝通的《乡土中国》、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就文体与文字的追求而言，在体育学术界也不乏“既学问俨然、又文采斐然”的学人作品，如卢元镇、易剑东等。如熊斗寅所言，现代体育学理应有一个更为开放的状态，体育学术界理应有文字优美、思想解放、思路独特的人员补充进来，形成百花齐放的格局，否则体育学便无法充分吸纳其他学科的营养，更无法与兄弟学科对话。

余论

当然，以上的学理探讨并不意味路云亭的《文明的冲突：足球在中国的传播》就完美无缺。正如熊斗寅先生指出此前出版的本书姊妹作《现代足球——人类动作镜像的终极美学》所呈现的写作风格，作者大量引述网络文献甚至是佚名评论，固然是对草根民众的尊重却可能无法获得足球专家的普遍赞同。作者出于对艺术足球如巴萨球风的欣赏和偏爱有时难免主观，在2016年CSM“中国体育市场晴雨表项目”针对15-54岁所有对足球有兴趣的中国人调查结果显示，体育受众最爱的国际足球俱乐部依次是皇马、巴萨、AC米兰和曼联，德国的拜仁则得到大量忠实球迷的关注，在社交媒体粉丝数上，英超德甲都超过了西甲，力量足球在国人心目中的位置也不容忽略。但瑕不掩瑜，正如路云亭自己在另一篇论文里也提到，体育学术界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三点，“第一，强化体育学术论文的书卷气，尽可能让非体育界的读书人认为体育学的文章是一种颇具文化含量的必读物。第二，坚持和大文化圈对话的信念和立场，以期获得更多来自文史哲等强势学科的学者和读者群的认可。第三，恢复或重塑大体育观念，走出奥运会模式、西方体育中心论以及体育行政中心论的圈子，重构大体育文化体系”。毫无疑问，以本书为重要组成的足球文化三部曲无疑是他身体力行的产物。

作者简介：洪建平，男，副教授，现任职于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传媒系。研究方向：体育传播。

E-mail：hongjp@bsu.edu.cn。

文章关键词：洪建平中国足球文化传播文化阐释足球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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