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你下课-- 漫谈中国足球六十年
2018-01-26 13:09:19 作者：劳国明阅读数: 我要发言(0) 收藏本文

等你下课-- 漫谈中国足球六十年2018-01-19 沙梨熊沙梨熊V第一章萌芽六十年沧桑变幻，故事就从四九年开始。这一年，新中国的体育战

等你下课-- 漫谈中国足球六十年

2018-01-19 沙梨熊沙梨熊V

第一章萌芽

    六十年沧桑变幻，故事就从四九年开始。这一年，新中国的体育战线上最响亮的口号就是“向老大哥学习，有计划的建设自己的体育事业”。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首先要做的，就是把全国各地最优秀的体育人才集合到一起，足球行业自然也不例外。经过几年的整合准备，新中国第一代足球教练和球员终于初露端倪。要是仔细留意一下他们的出身、背景和成长履历，不难发现，不管他们来自天南海北，无论是第一代的教练，还是第一代的球员，身上都有某种共通的地方。

    近代足球传入中国其实很早，早在同治元年就已经由洋人带入。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由初期的通商口岸和租界的西人社区，流入各教会学校和公学，再通过学校流播到当时民国社会的各阶层。从西方研究者的观点来看，近代足球在中国的传播，其实和足球在欧洲大陆传播发展几乎是完全按同一规律来运作的。当年的民国，读得起教会学校和高等学府的，多半是有钱人家的小开，或者至少也是殷实人家的子弟。足球这种西洋玩意自然也很对莘莘学子的脾胃。久而久之就有了校际间的比赛，然后再通过同学会变成某种业余俱乐部。等他们毕业以后，从事的都是一些被当时社会大众所羡慕的工作，小开顺理成章地成为老板，最普通的也会有一份类似邮局、海关、学校这类体面的工作。上等人的爱好向来引领社会潮流，足球开始普及，俱乐部增多，比赛增多，社会关注度也就越高，商机应运而生，最后就是由业余的绅士运动走向职业化运动。当然，民国后期战乱频仍，西方学者认为，四九年之前的中国足球（准确的说，应该是东以上海，北以天津，西以汉口，南以粤港为标志的地域性足球）正介于由半专业化向职业化过渡的当口。

    为什么小熊要不厌其烦地说上面一段话呢？因为这恰恰就是接下来要介绍的第一代教练员与运动员的真实写照。以六六年之前，先后担任过中国足球队主教练为例：

    第一任，李凤楼，通县人。毕业于辅仁大学教育系，历任辅仁大学体育部教师、讲师、副教授及部主任等职，同时以辅大学生为主，联合北京各大学及社会上的足球爱好者组成“紫星”队，自任队长兼教练，在北京地区颇负盛名。

    第三任，戴麟经，出身于浙江桐乡一户乡绅家庭，后考入上海暨南大学，顺理成章地成为校足球队的主力，此后在沪港各地，以及东南亚一带巡回比赛，也颇有名气。

    第四任，陈成达，上海人，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建筑工程系，从小学到大学一直担任校足球队队长，校垒球队队员，还拿过多个校中长跑冠军，是新中国第一代足球运动员。

    第五任，年维泗，河北秦皇岛人。出生于书香世家，其父是著名教育家年景峰。曾就读于北京育英中学，在学校中以足球技术出众而闻名，也是新中国第一代足球运动员。

    第六任，方纫秋，上海人，也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父亲在邮政局工作，方纫秋自己是吴淞商船学校的学生，业余时间参加当时的精武足球队，新中国建立后，被选入第一代国家队。

    这几位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在学校里都爱好足球，都曾是业余球员中的明星。但是原本却也没有打算以兴趣为自己终身的职业。李凤楼是一个大学老师，戴麟经继承家族的事业是个商人，陈成达的理想原是像父亲一样成为建筑工程师，年维泗想成为一名教书匠，而方纫秋本该是个船长或是海关关员。如果不是不可知的命运拨弄，他们正常的人生本不会走上正式的赛场，而应该是在球场看台的一等席上，欣赏职业运动员的比赛。

    因为新的体制，不光是人，还有足球发展的未来，都发生了变化。民间自由职业化的萌芽半路夭折，由国家计划体制所构建起来的体委、体校、体训大队，层层选拔成为了新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主流模式。

    当然换种步法，也未必就踢不下去，当时的足球发展，在计划调配下，仍然可以有条不紊的前进。

    期间还有过一位外籍教练，第二任，匈牙利籍的约瑟夫。新中国向当时同志加兄弟般的红色足球强国匈牙利取经，派出大批球员留匈。因此早期的中国第一代足球有着浓厚的东欧风格。在建国的前十几年时间里，中国足球就是在这两代人的合作下，慢慢摸索前行。期间也参加过一些大型国际赛事，但都以练兵为主。一直要到一九六五年，年维泗第二次接任中国队主教练，这时教练组方面基本完成了世代交替，第一代的球员代替了第一代的教练，率领日臻成熟第二代球员，预备向更高层次的比赛发起冲击。

    年维泗手中此时有一手好牌，队员里包括高丰文、徐根宝、胡登辉、戚务生等一批无论是身体素质，还是技战术素养都远过于自己当年那代人的新队员。事实也令人鼓舞，当年在金边举行的第二届新兴力量运动会上，中国队与后来打进英国世界杯，获得世界杯前八名的那支朝鲜队拼得不分胜负。这支国家队的勃勃生气使当时的中国足球界振奋不已，当年就制定了“打出亚洲圈，接近欧洲边”的目标。不成想，一场始料未及的运动却在前方等待着中国足球。

第二章停滞

    一九六六年注定是个不平常的年份。因为庙堂上君相之间众所周知的恶劣关系，兵部里龙虎之间也是箭在弦上。最后的胜负，毋庸多说，可怜的国足，因为隶属于体委的关系，而体委又是龙的禁脔，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就如同十多年前，文人们因为妄言论政纷纷落马，而文联作为一个机构成为无底洞，这次，同样的命运降临在了体委这班四肢发达的健将身上。他们的罪名更是大的吓人，龙哥“二月兵变”的骨干，射击队是密谋炮打王庭的阻击手，游泳队是蛙人，篮球队是军内一小撮等等，所有与体委有关的各色人等，无一例外，全都成为了打击对象。以中上层来说，曾任国家队第二任主教练戴麟经，就是最好的样板。

    戴麟经作为一个纱厂的老板，他在四九之后没有选择离开，已经表现了自己的忠诚。之后十余年更是放弃了家族生意，成为一个足球教练，从戴大官人成为戴教头也算是一折传奇。但就在六六年初，六十岁的戴麟经正要光荣退休的当口，史无前例的运动，突然间光临了他的生活。先是相濡以沫的妻子在一天夜里，在家里的大衣柜里上吊了，只给丈夫留下了一句话：“我太累了，只想好好休息一下，今后你要好好保重自己……”，接着是他的子女也因家庭问题被专了政，最后就是他自己。在事后的现场，人们发现地上满是烟头，一个刮胡刀片丢在地上，上边满是血迹，死者左手腕留下了几十道刀伤，脖子被一根绳子套着，绳子上端系在屋子上方的暖气管道上。显然，他是先用刮胡刀片割自己的手腕，但一时死不成，最后才选择了上吊。有人还不放过他，盖棺定论是“有严重历史问题，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十二个字。

    教练如此，队员们也好不到哪去。因为忍受不了无休止的批斗与羞辱，作为当时中国足球最优秀的前锋，才二十出头的胡登辉，选择了秋天那遍地铺满了金黄色落叶的圆明园，在一棵歪脖子树上终结了自己的生命。事后，慑于当时那萧瑟的政治气候，没谁敢去为他收尸。最后，还是他的队友戚务生蹬了一架平板三轮车去了圆明园，把胡登辉已经发硬的尸体收殓回来。

    与他们相比，年维泗的遭遇就算是幸运的了。作为黑线人物，他被分配去了锅炉房，烧了整整四年的锅炉。

    在那些疯狂的年头，也不光都是悲剧，戏剧性的场景，也不时发生在中国足球身上。体委当时有周系的王主任，又有江办的庄主任，各类朝令夕改好戏就不断地上演。一会是要求仿效小球推动大球的乒乓外交，经常与一些在地图上都不知道在那里的亚非拉兄弟打友谊赛，讲究的是进两个还三个，务必让客人满意。一会是勒令在国内比赛中加强政治教育，完成思想改造，因为都是阶级兄弟的关系，规则中居然规定比赛中双方队员不能有合理冲撞。

    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国足球走过了步履蹒跚的十年。但新的希望正在前方，等待着人们！

第三章希望

    新的希望开始于一九七七年七月十七日，北京“长城杯”足球邀请赛，中国青年队VS香港队。一个身影出现在了工人体育场主席台上，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八一年，新集结起来的中国足球队开始向世界杯发起了冲击。当时的主教练苏永舜，广东番禺人，是当年留匈队员中的一人，退役后一直在广东担任教练工作。七十年代末曾率领广东队获得了一系列国内比赛的荣誉，因此被上调为国家队主教练。他的那届国家队中汇聚了诸如容志行、古广明等在技术上可称为历届国家队中最好的队员。小组赛中一帆风顺，进入复赛与科威特、新西兰、沙特三队共同争夺亚太区两个出线席位。比赛结束，三胜一平二负，居小组第二名，净胜球比第三名新西兰队多五个，几乎稳获出线权，队员也早早地放假休养去了。不成想，最后沙特戏剧性的输了五球，新西兰获得了和中国队重打附加赛的机会，并最终战胜了中国队。中国足球遗憾的失去了进军西班牙世界杯的机会。虽然如此，坊间舆论并没有对这届国足有太多的抱怨，更多是感叹赛场外的潜规则，为国足抱不平。但苏永舜还是主动请辞，远走海外，以示对失败负责的态度。

    接下来的一届国足，在主教练曾雪麟的调教下，开始了新的征程。曾雪麟，广东梅县人，也是留匈出身，退役后长期在天津发展。这是一位务实的教练，他研究过前任苏永舜的那套由巴西拷贝来的纯技术打法，也曾到西班牙世界杯赛场上去取过经。他决定打造一支攻守兼备，有欧洲拉丁派风格的新国足。事实证明，他的方法是成功的，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他们曾经战胜了几乎全主力的阿根廷国家队。阿根廷的主教练曾评价中国队是一支“亚洲版的法国队”。在八四年的亚洲杯上，更是获得了史无前例的亚军。在八五年的世界杯预选赛上，也是一路顺风顺水，只要在最后一战主场不输给香港队即可出线。

    但是命运就在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九日，又和国人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因为是主场，又是面对连广东省队都打不过的弱旅，赛前不论是舆论和球迷，还是上层足协官员几乎是一边倒的充盈着乐观情绪。曾雪麟在赛前曾设想了三种总体方案：一为退缩半场，全力防守；二为攻守平衡，防区推至中场；三为压到前场，全场紧逼。本想选择最稳妥的第一套方案，但是就算大多数的民意可以忽略，来自上峰的行政命令，却是不可不从。领导们强调：“要主动出击，不要保守”，“能赢多少就赢多少”，“平了就等于输了”。有了如此的负担，再加上香港队临场的超水平发挥，五·一九最终成为了国足历史上的滑铁卢。

    五·一九事件的过程，其实没有值得小熊多说的地方，有意思的是赛后来自不同方面的评价。

    最草根的当属来自于当时广大球迷与舆论，报刊纸张上口诛笔伐，如潮水般铺天盖地的涌来。据当事人事后回忆，光寄给曾雪麟的谩骂信件就以麻袋论，刀片以百计，绳索若干，臭鞋垫无数……这当然与国人当时的社会心态有关。八十年代初的中国，是堪与五十年代初的中国相提并论的一个黄金时期。经历过长久动荡之后的国人，渴望过上富足安定的新生活，对前途的目标一致，民风又可算是淳朴。反映到社会生活上，百业齐兴，海外又有盟友为了树立变革改制的东方样板大量注入的热钱，大多数国人生活满意度提高。在那个人人都做着强国兴家梦的理想年代，体育就成为人们寄托感情的载体。那几年运气也实在是好，女排N连冠，围棋的聂胖子也经常上演绝地反击的好戏，所有人的胃口全都吊到了极高的位置，结果这次一点心理准备没有，碰上了五·一九那还不炸了锅。

    来自上层的看法却又有不同。没有出线，没有为领导增光，自然让上面大大的不满，但更重要的是球迷的过激举动使上层非常的震惊。事后，官方媒体定性此为坏分子的破坏行动。痛定思痛，上峰总结出的经验教训还是什么诸如教练员、运动员意志品质不强，技战术打法不过硬之类陈腔老调的重弹。就如同一个考砸了的学生的父母，先是埋怨老师教得不好，再骂自己的儿子不努力，但从不会从自己教育和管束子女的方式方法上寻找原因。

    还有就是外电评价，各国驻京记者站的记者纷纷赶来，他们要把这中国大地上从未发生过的事件报道出去。一时诸如认为这“标志着中国人个性的解放，表明中国已完成它重返国际社会的过程”此类的报道，在西方广为传播。在西方人眼中，一个调皮而又不失友善，原本红色逐渐褪去的邻家男孩形象，一时间大大凸显了出来，这大概也是国人始料未及的。

    最后就是国内知识界的反思。在一番例行的悲天悯人，幽远深邃的长盘思考之后，矛头丝毫不出人意料的转向了对现有体制的声讨，并最终落到了要求进一步改革的呼声中去……

    当然，最终能够把握国足发展方向的还是来自上层的决定。基于对失利原因的固有认识，一次荒唐的革新悄然而至。因为上锋总结五·一九失败的结果，主要是中国队员缺乏远射、头球、角球和任意球的得分能力。因此在当年的国内比赛中，重新修改了规则，在所有比赛中，凡是以远射、头球、角球和任意球进球，在计分上，一律按一球顶两球算。粗看之下，好像有合理的一面，但细嚼之下，不难发现问题。因为在场上，以远射和任意球进球的概率明显低于以角球和头球得分，因此真正讲求技术的南派打法在事实上被摒弃，而以讲求身体为代表的北方球队占了优势，这也是后来为什么国足又被称为“中国头球队”的历史由来。

    不光如此，因为认为连续两任南方籍教练都没有完成领导交予的任务的关系，南方教练喜欢特立独行，临场指导不服从上级命令，也成为一种原罪。这导致当年对教练组的大洗牌，来自北方辽宁，被认为是老实忠厚，能更好贯彻上级意图的高丰文，成为了新的主教练。开始，他也不负领导的栽培，在八七年率队获第二十四届奥运会足球赛出线权，至此他的声望达到顶峰，国足上层也似乎度过了危机。但是行内人都知道，这次所谓的出线，实际上是基于对中国传统智慧“田忌赛马”的活学活用。一到了首尔正式的国际赛场，国足这些已经长了胡子的年轻大叔，被西方那些胎毛未退的小弟弟打回了原形。洋人发育得早看来不是妄言。

    民间也不是没有明白人能看出症结所在。早在八七年，一部名为《京都球侠》的电影就打着商业片的幌子，对现有体制进行了黑色讽喻。影片的大致内容是，清末，外国海盗队约战中国球队，代表清廷出场的御林军队，保守僵化，比赛中洋相百出溃不成军，最后还是有海归背景的张丰毅率领一班民间奇人，用土洋结合的办法，获得了胜利。进入八八年，此种倾向愈加明显，在年初的接连几部政论大片中，都以体育为突破口，发出了时代的声音。片中说：“我们也不必为输一场球，丢几个冠军而捶胸顿足。奥运会的金牌并不等于证明我们是强国。我们的千年帝国之梦，早在康熙大帝那会儿就做完了。如今最要紧的是，再也不要自己骗自己了”。刨除其中康熙是中国人这一低层次的历史误读不说，其余部份至今读来，仍然振聋发聩。相隔二十年，沧海桑田，抚今追昔，连熊弟弟都长大了，怎不令人感慨！

    自然，中国足球是听不见这些的，还在按着自己的既定步伐前进。在转年又一次冲击世界杯的旅程上，尽管在赛前思想准备会上，领导们说出了“……希望同志们牢记老一辈……的谆谆教导，不辜负……和人民的期望，在赛场上奋力拼搏，力争上游，比出风格，赛出水平，争取好的运动成绩，回报……并把中国人民在……领导下，坚定信心，走……道路不动摇的，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展现在世人面前……让五星红旗飘扬在更高级别的赛场上，以此来向世界证明，无论面对任何艰难险阻，英雄的红色中国都将永远屹立在世界东方”这类鼓舞人心的豪言壮语，可最终，束手束脚的国足还是接连被阿联酋和卡塔尔上演黑色三分钟，成为宿命悲剧中的主角。高丰文一夜白头。这还不算，在九零年意义更加重大的亚运会上，国庆之夜，泰国队就如同童话故事中那个不懂事的孩子一般，点破了国王新衣中的秘密，也宣告了亚运神话的终结。

    只差一步到罗马，成为中国足球永远的痛。但反观九零意大利之夏，来自东欧，刚刚摆脱了体制束缚的捷克和把暴君送上断头的罗马尼亚，全都以崭新的姿态，获得了良好的名次，重新融入了文明国家的队列。而推倒了柏林墙，迎来国家统一的德国队，更是获得了冠军。对依然在泥淖中挣扎的前苏、前南来说，则是它们在世界赛场上的最后一次亮相，悲剧的命运仍在前面等待着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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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关键词：中国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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